1.1 宣传资料的故事
有一次英国某家规模庞大的机器生产商送来大叠英文文稿，其中有海报、小册子、公函、展版、标语、说明书等等，原来是准备到上海举行展销会，吸引当地买家。

我翻阅那批资料，一边看一边摇头，因为我感到完全不对劲，直觉判断是倘若我作为译者把这些材料逐篇、逐段、逐句忠忠实实翻成中文，印刷出来，恐怕客户公司到了上海开展销会时，一件货品也卖不出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原文不适宜照样翻译的情况？原因很多，包括：
--大概撰写那些介绍文字的人都是科学家及管理专才，而非商品推广及公共关系高手，对营销的认识与经验皆不足。
--相信是他们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这批材料，想清楚应该如何特别炮制，只能把平日在其他地方时常用的东西稍加改动，赶制出来交人翻译。
--看来该公司整个机构上下各人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认识肤浅，没有谁懂得如何与这个社会打交道，吸引中方有权决策的人。

我拿着大叠资料，不断在想：怎么办？如果不管他们卖得出多少件货品（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），只是站在译者的岗位，依时交出所谓“信、达、雅”的中文版本，一点也不难，钱还容易赚，但是这样做够不够？合乎道德吗？

这个经验引发了我反省翻译工作者的岗位与责任的问题，更加强了我的信念：译者的主要责任，不是译“好”某些文字，而是为了委托者最大利益，完成当次委托的任务。

我认为当今的翻译工作者，不宜画地为牢，在“翻译”与其他工作之间订下一条永久不变的楚汉河界。

上述这种“翻译手段”的改变，可以说是翻译工作相当彻底的革命，似乎许多翻译界的同业意识上难以接受（虽然他们其实平日或多或少正在这样做连自己也未察觉），客户也大多数不晓得原来当今之世“翻译工作者”可以这样，以比复制原文好（即是有利可图）得多的方法服务。

这个观念的革命势将影响深远。


编者评：传统的翻译教学在课堂上从来不考虑什么客户利益，也没有什么客户，有的只是作业，而这样的作业离社会经济和市场的距离可谓是巨大的，“译德”只能在实践的环境下逐步养成，可以想像，课堂作业的一个错误无非是一个等级或分数的差异，而翻译职业化中的一个错误可能使客户蒙受成千上万的经济损失，当然还有译者的信用价值。本地化、全球化中的翻译可谓是跨越时空、民族、文化和风俗的交流，在这个交流过程中，译者承担的不仅仅是“语言”、“语码”的价值。

1.2 传达资讯推广观念

事例2：

我接受委托翻译的第一本书，是英国的“婚姻病理学”(Marital Pathology，即是研究婚姻何以失败的学问)权威撰写的经典著作，……

负责审核那本书的翻译文字的，有大学的翻译课程老师和婚姻辅导会的专业顾问，他们都说对译文相当满意，书印了出来，圈中人(婚姻辅导工作者们)也予以赞许。可是，该书销路和得到的反应令大家至为失望，本来以为许多人会使用的，似乎期望落空，总之它产生不到中译计划所预期的效果……

为什么一本立论有权威、资料又宝贵又详尽又最新鲜的著作，竟然翻译出来不受欢迎?我的分析是：
   
———前述那些对象的读者可能大部分没有钻研专业资料的习惯，不愿意抽出时间多读多了解多想。

——他们即使肯读专业资料，也有能力阅读原文，不习惯读中译本，或者瞧不起中译本。

——那些看不懂原著、需要靠译本的专业人士，大多数觉得里面的理论洋味重、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术语多、论据背后借重的基本概念难明，即使译者花尽心思去解释、注释，依照各科词汇把术语一一正确中译：这类读者还是不明白。于是，译本始终是两面不讨好：

——其他人(一般逛书店或图书馆的“外行”读者)：不会买或借阅，因为该书篇幅长、部分(不幸正是开头两章)理论颇艰深，吓怕了读者。而且那本书叫做《婚姻决裂》(沿用了原著书名的字面意义：《Marital Breakdown》）。对于非专业    性的读者，会产生相当的抗拒感，至少没有吸引力。

——书中的调查研究资料可靠而有启发性，可是都是英国美国社会的，中文读者念起来难免隔靴搔痒，没有亲切感，难以认同，亦不敢贸贸然应用到自己工作之上，恐怕华洋社会的情况相差太远。

——由于文化差异，该书的讨论与中国人的社会亦有未尽适合之处，例如洋人夫妇的性生活困难，与东方社会的夫妇显然有别，又如书中详细分析酗酒怎样危害婚姻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社会未见严重，反而因配偶好赌成性致倾家荡产、夫妻反目者，在香港社会普遍得多，书中未见讨论。再如西方婚姻中亲戚引起的问题，与中国的婆媳纠纷、亲家相处问题，也是相当不同的。西方的婚姻不少因为夫妇属于不同宗教或教派而出现问题，中国很少有这个情况。

事例3：

多年之前，有个医学团体筹到一笔钱，委托我替他们中译一本医疗伦理学的巨著——《医疗伦理》(《Medical Ethics》)，谈医务人员日常工作所碰到的道德问题——该团体正如绝大多数客户一样，找人译书自然要求把书由头到尾一字不漏译出来。当时我直觉感到这样做未必理想，但也没提出异议，顾客永远是对的，于是签约。后来，书如期译好了，出版了，货银两讫，该团体对译本的质量很满意，但是我却越来越后悔。
   
如果今天再有客户委托我译这两本书，我很可能会婉拒，并且乐于花很多唇舌向他们解释说：既然有钱又想做好事，我们知道有更好的办法，若照所谓传统的方式把全书由头到尾翻成中文，是事倍功半半的办法。
    我会建议这类社会服务团体召集自己的顾问团，广邀各方专家，成立专责小组，动手搜集资料和意见，再找专业写作的人才撰写专为本地当前需要的版本。

事例4：
   
西方近年流行健康饮食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理论，新潮流，这种风气渐渐吹到东方的社会。其中有一位作者特别受欢迎，他写了—本又一本的畅销书，风行欧美，发挥了不少影响力。香港有个才雄势大的集团买下了最流行的一本书的中文版权，邀请著名译家执笔，把书译了出来。译笔果然流畅又有吸引力，加上该出版社推广力量，倚重各人推介，销路可观，相信出版社有不错的收入。
    可是，这本书对于推广该位作者所提倡的理论，功效有多大呢？究竟有多少读者吸收了其中的资料，身体力行，从中得益呢?看来社会上没有明显的转变，买书的人不少，他们就我接触到的人所见，看到了广告把书买了回去，但是大多没有怎样仔细研究，更少按照其中的建议尝试去做，过了不久，一切都丢诸脑后了。
  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?原来书中的理论，不少是跟中国人历来的信念和习惯背道而驰的，于是中国读者要克服很大的抗拒心情和惰性，才可以尝试实践。可惜书中提出来的菜谱(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)，烹调处理方式绝对洋化，不合中国人口味，甚至在本地很难买得到，即使有也是既麻烦又昂贵。所以，连满腔热诚想尝试“新饮食新生命”的开明先进思想人士，纵使向往另类生活方式，乐于体验一下，亦终归很快放弃了。
   
以上三个例子(事例2、3、4)并非偶尔发生的特殊个案，而是今时今日许多地方(相信特别是所谓“第三世界”地区)翻译界时常碰到的问题：把一本书翻译出版，往往得不到预期的效果，译入语言社会的读者没有很大兴趣阅读、使用。相信许多中国读者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：看中译本是很辛苦的、不畅快的，远远不及看中国人写的同类专题的中文著作。
    为什么会长期有这样的不幸情况呢?未必是翻译功夫不到家的问题，翻译工作者往往因而蒙上不白之冤。其实即使译者和译本出版者怎样认真、高明，也难以克服一些先天的限制。
    理由很简单——原著是为甲时代甲社会文化甲阶层而写的，译者却是为乙时代乙社会文化乙阶层而写的，背景不同，至少带来以下的问题——
(1)  原著读者的教育水平，未必跟译本读者相同；
(2)  原著读者所要求期待的信息资料，未必跟译本读者相同；    ，
  (3)  书里提到的人物、典故、比喻、习语、谚语、地名及时事等等，译本读者往往大多不认识；
  (4)  原著语文的体裁和表达方式，原著读者的阅读习惯，都可能跟译本差别很大，例如英国式的幽默感，非英国人
    大多不欣赏
  (5)  原著社会的价值观和“先进”程度，跟译本的社会差别往往也很大，例如讨论后工业社会问题的文字，照样译成    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，译本读者很可能不知所云，甚至误会重重。

每一篇文字原来都是为本身文化
某群读者而生产的
因此在另一个时代、另一个文化
另一个社区
往往被人以不同方式理解
甚至难以接受
   
由于以上几个语篇制作的因素，还有其他实务性的原因(见下文详述)，我做了几年专业翻译工作之后，越来越相信把一本书“原原本本地”译出来，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不适宜的，总有更好的办法做这种功夫，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。(当然凡事都有例外，天下有不少精彩的著作，特别是作者有历史地位、有独特本色的，绝对需要也值得毕恭毕敬地译出来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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